主題論述──教會與工運

(編者按:本文原為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於2004年10月9日舉辦的卅五周年紀念研討會的專文,承蒙該會准予轉載。講者江大惠先生現為該會主席。)

主題論述──教會與工運
江大惠

這個題目好像是問,教會作為社會上的一個機構(institution),與工人運動作為社會運動(movement)之間的關係。它們之間有沒有關係?有甚麼關係?香港的工運與香港的教會過去有甚麼關係?以後又會有甚麼變化?

各從其類

我們會這樣問,是因為今日教會最為人熟悉的一面就是作為禮拜堂,一間供信徒崇拜的場所,以可見的建築物或聖壇作為標誌。其實,就系統神學中的教會論來說,教會還有其他的形態。(註1)教會可以是一個群體,一間機構,也可以是一場運動。教會的源起本來是一項運動,漸漸演變成機構、建築物。

基督教所認信的主是耶穌,耶穌活在二千多年前的巴勒斯坦,在三十歲左右出來傳道(路3:23),他原本的職業是木匠(可6:3),他是繼承父業的(太13:55)。從今天的術語來說,耶穌本人是工人,也出身工人階級的家庭。他的門徒、跟從者也多來自基層,即與建制、有權有勢人士無緣的社會邊緣分子。但為甚麼今天教會中少見工友?教會與工人階級、工人運動關係不見得融洽?

初期教會的發展,是一項社會邊緣分子的運動。他們信奉一套與建制,包括羅馬政權和猶太主流文化不同的信念,也有一套與建制有別的生活方式。到四世紀基督教成為國教,達官貴人爭相入教,教會的形態便有了變更。教會建立了體制,成為有權力的架構。有經典教義禮儀的訂立,會吏、長老、監督的設立。信徒的成份也由社會的邊緣分子為主幹,變成有權有勢的社會棟樑奪得發言權。聚會的空間由地底的密室變成宏偉的教堂,同時有了牆壁、聖壇。以前上帝活在群眾當中,現在信眾要走進教堂來才能親近上帝。

十六世紀中歐洲進入現代世界,現代化崇尚工具理性,引發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和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歐洲教會很快適應了新形勢,趁勢壯大了本身的實力。十九世紀歐美的教會有能力向亞洲非洲發動史無前例大規模的宣教運動,在全球建立教會。十九世紀被教會史家K.Latourette稱為「偉大的世紀」(thegreatcentury)(註2),因為這是基督新教最輝煌的一頁。由於教會已經成為社會建制的一部分,因工業革命而崛起的工人階級處於社會的邊緣,未能打入社會的建制,結果,工人在擁有濃厚猶太基督教味道的馬克思那裡找到精神的寄託。由於馬克思列寧打著無神論的旗號,與以資產階級為骨幹的教會互不信任,令教會與工運難以合作。

現代化的工具理性有征服的性格(註3),間接令最早現代化的國家與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合作無間。就算現在後殖民時代,剛進入現代化的國家仍然憧憬產品可以征服全球,雄霸世界市場。現代化國家的教會也習染了帝國的模式,以自我機構的發展為目標,吸引新人加入教會,增加據點、壯大勢力。所服事對象是征服的目標,少考慮所服事對象是活生生、有個性的主體,具有個別特殊的需要。香港教會源自英美歐的差會,所承受的教會模式也以建立教會為目標,辦各樣的事工和活動,目的是吸引新人加入教會,添加天國的人口。

香港的工人來自解放後來到香港的難民,五十年代在內地吃過三反五反、反右運動的苦頭,六十年代有三面紅旗、大躍進,跟著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工農階級領導對他們猶有餘悸,他們來港的首要目的就是為了逃避政治,追求安定的物質生活。對於工人運動、爭取工人權益的政治抗爭便有所保留,加上殖民地政府的經濟放任政策,縱容雇主,故此七十年代左右派的工人運動都不發達,黨的路線比本地工友的權益更優先,無法有效地服事當時香港工人的需要。

就香港教會的淵源、神學傳統、發展模式和實況,加上香港工人運動的歷史背景和局限,我們完全可以想像教會與工運,兩者各從其類,分別活在自己的世界內。你走你的陽關路,我走我的獨木橋,老死不相往來。

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角色

二十世紀下半反殖運動的崛起,促使差會和教會反思自己的使命和存在的意義。就宣教的理念提出「上帝的使命」(missioDei)(註4)的觀念,意即教會不是主,上帝才是主。教會不是為自己而存在的,教會在世間是為了貫徹上帝的使命,去服事人群,照顧他們各方面的需求,而不是去征服世界,建立基督帝國。mission既是使命,也是宣教。上帝的使命不單是名詞,去講、去宣講話語/道;上帝的使命也是動詞,去做、去落實「道」。

由於作為建制的教會受制於本身的體制,一些專門的教會小群體興起。它們沒有歷史的包袱,能更靈活、更少掣肘地運作。他們的事工與傳統教會有別,他們可以沒有崇拜、聖禮、教友名冊,也可以從事堂會不方便去參與的事工。但他們仍是貫徹上帝的使命的器皿,他們也是基督身體的肢體、上帝的子民、聖靈的群體。換言之,教會機構、或翼鋒教會(para-churchorganizations)、基督徒行動群體也是貨真價實的教會,與宗派教會互為肢體,互相配搭去實踐上帝的使命。(註5)堂會、宗派教會不能壟斷「教會」的名號,接受教會機構也是教會,是拓闊了教會的自我認識。

香港的「加工貿易型」製造業由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崛起,此時教會已經在本地有百年發展的歷史,許多體制已經定型。對於工業化的潮流未能急速回應,五十年代教會仍忙於應付內地難民湧入的問題,除了傳福音外,還致力向他們提供居住、教育、醫療的服務,協助他們解決最逼切的需要。其間教會與殖民地政府關係良好,教會以改良主義的心態,成為政府社會服務和學校教育的「承辦商/判頭」。在現存的政治架構下以最低的價格,為市民提供最佳服務。彼此唇齒相依,教會自然不會挑戰較敏感的政治課題如殖民地政府的權力的合法性或推動社會體制的改革。(註6)

六七暴動突顯了香港社會架構的矛盾,工人階級的權益嚴重被忽視。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在1968年的成立代表宗派教會的聯合機構──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對工人權益被忽視的關注。香港基督教協進會與世界各地及亞洲的教會、教會機構有密切的聯繫,互相交流,視野比較廣闊,更重視各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因素對信仰的影響和塑造。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以教會機構的形式,專關注社會及教會中被忽視的工友。當時工人不享有有薪假期,女工也沒有產假。「勞工權益幾乎完全不受法例保障。」(註7)連工友也接受欠缺權益是理所當然,誰叫你窮?誰叫你活在殖民地?基督教工業委員會面對各種的課題並沒有解決的方案藍圖,只知道舊有的一套對當下的課題不管用。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董事的角色不是去指導職員去推動事工,多屆的主席陳立僑醫生樹立了信任職員、支持職員自由發揮去發展工作的模式。各職員將前線的經歷和困難帶回職員會,互相坦誠的批評和建議。靠職員的主動,摸著石頭過河,邊走邊嘗試找到出路。憑使命感在實踐中找出路。

在與工友同行、同摸索之中發現社會種種不公平的現象。了解到香港社會上的許多問題不是單靠補救、紓緩傷害就可以處理,必須樹立社會公義。有些問題涉及制度、權力的層面,屬政治的範疇。殖民地的政府不會自動自願放棄權力,而香港的居民如不是厭惡政治,便是害怕政治、對政治冷感。香港的教會又習染了與政府非對抗性,溫和的取向。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只受到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有限的支持,宗派教會與堂會更少有社會的視野,以維持現狀、穩定壓倒一切。教會對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出位行動有懷疑及不滿,恐怕破壞教會的形象、影響教會的聲譽。當前線的員工挑戰建制時更會受到來自教會的壓力,1971年7月維園有保釣的「非法」集會,警察使用武力驅散人群。《工人周報》頭版刊登了揮動警棍的威利警司的巨照,立即受到教會領導人的質詢。

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特色

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作為教會的肢體,要關懷香港工人的境況,不能採取拉人入教會的模式。工人對建制的教會未有信心,教會的制度和活動模式又與工人的生活習慣格格不入。工人不一定星期日休息,不會祈禱、翻聖經、唱由西方傳入的讚美詩。工業委員會遂採取了進入所服事群眾的模式,這種將福音、好消息突破教會的四幅牆,帶入人群的做法正是耶穌的榜樣,不拉人入聖殿會堂中親近上帝,反而將上帝帶入人群。「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約1:14)這也是十八世紀中葉以後,英國工業革命時代,農村人口移往礦場、城市,流離失所,約翰衛斯理的事工。約翰衛斯理不要求群眾來遷就教會,進入城鎮的教堂才能親近上帝、聆聽上帝的話、領受上帝的恩典。他反轉方向,將福音、好消息帶到街頭、礦場。

這種以所服事對象為主,站在工人立場的外展福音模式,向社會見證了與堂會不同模式的基督教信仰。這種基督教的信仰是服事有需要人士的福音,叫人得祝福,體驗豐盛的生命。見證不是為了壯大自己的勢力、權力,也不是以決志人數作為指標。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式的見證是,本著信仰做了應做的事,為工友及弱勢群體爭取社會公義和尊嚴。既不掩飾也不吹噓我們信徒的身分,別人看見了我們的見證,可以考慮願不願意加入信仰的群體。我們不強銷(hardsell)福音,也不賤賣(forsale)福音,反正決志是聖靈的工作及工友自己的意願。

如果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從事壯大自己勢力的遊戲,今日職工盟和工業傷亡權益會還會從屬於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我們可以將他們的成就和貢獻寫入我們的周年報告,我們的行政架構、規模、財政收支比得上中型的企業。而李卓人、梁寶霖、陳錦康、鄧燕娥等還會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職員。

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事工由組織工友,調解勞資糾紛,推動勞工教育,聯絡工會,協助工業傷亡家屬,發起社區/勞工教會,發展到為工友基層爭取權益。關注的內容由爭取純工人權益的有薪假期,女工產假,到關係整個基層的巴士加價、公用事業加價,到遊說立法。由關心社會到政治參與,既是環境迫切的需求,也符合基督教信仰的社會議程。1979年普世教會協會在麻省理工學院開會,提出公義、具參與性、能持續(just,participatoryandsustainable)作為理想世界的具體目標。(註8)這些是基督徒要捍衛的核心價值。公義是對法治、資源分配的指標,具參與性是對政治社會政策制定的要求,能持續是包括生態環境、經濟發展、未來的重視。這三項概括性的指標可以落實在不同的社會,以人權法治、自由民主、公平公義等面目出現。由於香港社會上代表基層政治訴求機制的空缺,令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在七、八十年代社會問題上有較大的發言權。經常在大眾傳媒曝光,令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樹立了扶弱鋤強的鮮明形象,成為支持打工仔和窮人權益的壓力團體,還被列入政府監察壓力團體特別委員會(SCOPG)的黑名單。

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每年周年大會,都會發表一篇「政綱」,勾劃出我們對有關社會課題的分析評論,也表達我們的立場和努力目標。九十年代以前的報章經常大篇幅報導劉千石對社會課題的發言,但這是環境使然,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並無意在政壇上馳騁,建立政治勢力,組織工黨,鞏固權力。到了政府開始推動地區行政改革,立法局/會加入直選成份,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就完成政治的歷史任務,淡出傳媒。固然劉千石還是以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名義參加香港第一次的九一立法局直選。

每年的周年大會除了發表對當前問題的評論,又會邀請教會領袖祈禱祝福。受邀請的教會領袖不一定來自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的成員教會代表,也邀請過福音派的領袖滕近輝牧師。曾經質疑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工作的汪彼得牧師也蒞臨給予支持,反映出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不是攪事分子,而是教會的伙伴,漸漸贏得教會領袖的認可。

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工作並非福音的預工,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作為行動群體是正正式式的教會,與宗派教會互為肢體,共同承擔上帝的使命。工業委員會沒有公開招募職員,我們主動去尋找適合的員工。我們所需要的資歷就是「使命感」(mission),因為我們的工作就是落實上帝的使命(missioDei)。有人質疑基督教工業委員會近年絕少從事本地的工作,還算不算是「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查實就像教會差遣基督教工業委員會進入社會,將為基層爭取社會公義當作見證,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也差遣劉千石將為基層爭取社會公義的見證帶進議事堂、差遣中國組的同事從事內地的勞工事務。承認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事工是貨真價實的宣教工作,也得接受劉千石在立法會的工作、中國組在內地的事工,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宣教工作的伸延。

宣教神學的貢獻

香港教會自開埠以來發展了百多年,解放後來了大批難民,適逢內地驅逐外籍傳教士和差會資金。有大量的需求加上有充裕的人力財力資源令香港教會茁壯起來。七十年代後,差會開始交棒。香港教會在堂會事工、社會服務、學校教育方面成績驕人,號稱承辦香港近半的社會服務機構和津貼中小學。教會財政上自給自足、管理方面獨立、神職人員領導本地化是成熟教會的表徵。教會在自治、自立、自傳三方面都有交代。不過其中的自傳僅停留在傳教人員是炎黃子孫的層面,訊息方面有沒有自家的建樹才是自傳的關鍵。自傳的訊息不單對本地信眾有切身的幫助,還可以供世界各地的教會肢體借鏡,作為香港對普世教會的貢獻。但香港的神學界比諸香港更活在殖民時代,香港神學的方法、議程是向歐美神學界借來的。(註9)而宣教學又是眾多神學部門中本色化最少的一環。(註10)我們有沒有來自本土的宣教神學?我們有沒有本地特色的訊息?

陳佐才法政牧師分析本地的宣教經驗,推崇由馮煒文總結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由處境而衍生的宣教洞見:跳出屬靈屬世二分的框框,提出「被罪者」(sinned-against)的觀念去看待結構性的罪惡;先團結貧窮與受壓迫者,共同對付惡勢力;正視個人的腐敗傾向;悔改是由自卑轉化成自重;好消息不是信耶穌,而是跟從耶穌。(註11)陳佐才法政牧師認為它為宣教神學提供了新氣象,因為它適用於其他人類境況;協調了個人罪惡與結構罪惡的對立;推動了與教外人士的合作。(註12)

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站在基層工人的立場爭取社會公義,常針對建制、與政府攪對抗,令一些教會感到尷尬。好像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是教會的負債。查實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工作不單令社會上的弱勢群體、弟兄姊妹中最小的一個得益,也見證了信仰,締造了本色化的宣教神學,替香港教會爭面子。令香港教會和神學界能在世界的同道面前抬得起頭,實在是香港教會的資產。

香港的教會與工運本可以各行各路,互不存在。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模仿基督「將兩下合而為一」(弗3:14),成為教會與工運的橋樑,催化雙方的更新、拓展彼此的眼界。

我不避嫌,賣花讚花香。借用邱吉爾1940年8月20日在英倫戰役讚揚英國皇家空軍機師的名句:「在人類的衝突中,從來沒有這麼多人欠了少數的一撮這麼多。」(註13)改為「在香港教會的見證中,從來沒有這麼微薄的人力資源、財力資源可以像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發揮這麼大的影響力,服事這麼多人。」來總結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第一個三十五年。

展望未來

三十五年了,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還保持運動的模式,還未發展成機構的模式。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行政管理模式還很簡陋粗糙,說得難聽點是未上軌道。近年本地的工作隨工廠北移而式微,我們自己也問自己,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是不是已經完成歷史的使命,是光榮結束的時候?

踏進二十一世紀,工人的新問題陳出不窮:外判的問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衝擊,工人階級的議價能力不斷下降;各地區的工友不是團結的對象,成為競爭的對手,近日有西班牙造鞋工人與溫州造鞋工人的矛盾;白領所面對經濟結構性的轉型、失業等等都叫人無所適從。形勢比三十五年前更加嚴峻,問題的幅度、難度也更高。第一代基督教工業委員會董事職員絕大部分已經退下火線,第二代開始老化,如果我們找不到接班人,看不到新的異象和挑戰,闖不出新的事工模式,只有接受香港教會與香港工運再度分道揚鑣,各行各路。教會走回頭路,縮回四幅牆內,專心替中產階級服務。以救濟、改良主義面對社會問題,對基層的需要止於發發聲,盡言責而不採取改革行動,宣教由動詞回到名詞。工運則需自尋出路、自求多福,不對教會存奢望。

教會與工運這對貼錯門神的活寶,過去三十五年透過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穿針引線,締結一段姻緣。現在老本已經吃得七七八八,來到臨界點,要與工運維持伙伴同行的關係,有待教會及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再度的投入和委身。

註:

  1. Avery Dulles, S.J., Models of the Church, Dublin:Gill and Macmillan, 1988.
  2. K. Latourette的七冊巨著 A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NY:Harper, 1937-1945. 其中三冊以十九世紀「偉大的世紀」為題,佔了教會史二千年中四成的篇幅。
  3. Bryan Turner, Theories of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Newbury Park:Sage, 1990. p.4.
  4. Wilhelm Anderson, 'Further Toward a Theology of Mission', in Gerald Anderson (ed) The Theology of the Christian Mission, NY:McGraw-Hill, 1961. p.301-304.
  5. Kwok Pui-lan, 'Ecclesiological Issues Emerging from the Experience of Parachurch and Action Groups' in CTC-CCA (ed)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a search for a relevant ecclesiology in Asia, Singapore: CCA, 1983. p.60-65.
  6. 江大惠:〈八十年代教會聯合關社行動評議〉,氏著《既濟與未濟》,香港基督徒學會,1996,頁94。
  7. 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香港:太平洋世紀,2000,頁14。
  8. Paul Abrecht (ed), Faith and Science in an Unjust World, Report of 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Conference on Faith, Science and the Future, vol.2: Reports and Recommendations, Geneva: WCC, 1980. p.125-134.
  9. 江大惠:〈神學的非殖民地化〉,陳慎慶編《信仰的天空:基督教神學導引》,香港基督徒學會,1994。頁268-269。
  10. 梁家麟:〈華人教會與差傳平議〉,《今日華人教會》總167期,香港:華福,1993年5月,頁54。
  11. Raymond Fung, 'Good News to the Poor', CCA-URM Discussion Series Proclaiming Christ in Solidarity with the Poor, p.6.
  12. 陳佐才:〈宣教神學:一個香港華人的理解〉,氏著《豈是惟一的路--香港宣教神學課題的探討》,香港:崇基神學組教牧事工部,1995,頁16-19。
  13. 原句是'Never in the field of human conflict was so much owed by so many to so few.'。